人口危机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
目前世界的人口总数大约是 80 亿。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将告别人口高峰期，世界人口将呈现下降趋势。印度人口在2023 年已经超过中国，其生育率也已经略低于更替水平。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的预测，印度人口峰值将出现在 2064 年，而世界人口将在 2085 年达到 104 亿左右的峰值，之后将会停止增长甚至下降。
中国快速发展起来，得益于在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人口规模跟市场规模。但用人口数据对比世界人口就会发现，1950—2019 年，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比中国快。虽然 1950—2019 年中国人口从 5.5亿增加到了 14 亿，增长了 1.5 倍，看起来增速很快，但同期的世界人口从 25.4 亿增加到 77 亿，增长了近 2 倍。
近 200 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不断下降——
1820 年，中国人口约 3.5 亿，世界人口约 10 亿，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35%。
1900 年，中国人口约 4.3 亿，世界人口约 16 亿，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25%。
1950 年，中国人口约 5.5 亿，世界人口约 25 亿，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22%。
2019 年，中国人口约 14 亿，世界人口约 77 亿，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8%。
1950—2022 年中国出生人口情况如下图所示。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的生育率也经历了迅速下降的过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22年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总人口进入负增长，然后持续下降。
在两孩政策放开后，新出生人口小幅反弹到了 1700 万，但又快速下降到了 2022 年的 956 万。生育率也下降到了 1.1，比日本还要低，几乎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仅仅略高于韩国）。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这还不是底部，中国的生育率可能继续走低，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由此可见，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非常严峻，会对未来的中国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尤其会对创新力和综合国力造成削弱。
中国人怎么突然成了
全世界最不想生孩子的人？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2006-2016 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96 个，而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的子女数为 1.75 个。2000-2012 年，日本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 2.41-2.60 个。2006-2014 年，韩国人平均的理想子女数为 2.45-2.55 个。可见，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日本和韩国。
面对这些冰冷的数据，有些学者觉得难以置信：中国人怎么突然成了全世界最不想生孩子的人？受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中国生育率降至世界最低水平并不奇怪。但同样是现代化和城市化，为什么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比所有发达国家都更加严重呢？
除了中国曾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还有以下三个原因使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相对于收入是最高的。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超过 20，尤其是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比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要高出两三倍，如此夸张的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比如，深圳房价收入比达到 40，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家庭来说，就算全家不吃不喝也需要40 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
第二、中国小孩的教育压力和成本也是最高的。中国的高考制度和庞大的补课产业使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收入也是最高的。
在上海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上初中要花约 80 万元，远超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1/3，可见教育支出的压力有多大。
第三、中国的生育环境远不如发达国家友好，在产假制度、托幼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
拿托幼机构举例，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托儿所严重缺少。国家卫健委 2021 年的数据显示，0-3 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5.5%，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 50% 的比例。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大城市中的养育成本为世界最高。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2》估计，中国养育一个孩子到 18 岁的平均成本大约是 50 万元，一线城市大约是 100 万元，养育成本相对于收入而言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大城市更甚。这也导致了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为世界最低，北京和上海在 2020 年的户籍人口生育率只有 0.7 左右。
中国在 2022 年的生育率只有 1.05，在世界范围内只有韩国的生育率比我们低。如此低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口会减少一半。
我们已经多次论证，人口的急剧萎缩，将意味着规模效应和创新能力的持续弱化，进而导致综合国力衰退。因此，为缓解未来的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应尽快放开限制，并推出一系列强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鼓励生育最大的利器
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在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的建议中，最重要、花钱最多、收效最大的，要数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
现金、购房和税收补贴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应该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数量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未必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可以对这些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7 年部分发达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 GDP 的比重如下：英国 2.12%，法国1.42%，瑞典 1.24%，日本 0.65%，韩国 0.15%。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占 GDP 的比重远高于日本和韩国，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本和韩国的原因之一。
可以在借鉴这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补贴政策。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000 元的现金补贴。对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 2000 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满 20 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高房价是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低于小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 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 1.3，其中上海和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有 0.74 和 0.87，而山东、河南、江西等地的总和生育率为 1.4 左右。
因此，如果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除了现金和税收补贴之外，还需要对多孩的家庭实施买房补贴政策，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返还二孩家庭房贷利息的 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以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来覆盖。
除了以上真金白银的鼓励政策之外，还要推出一系列减轻女性养育孩子的时间压力的措施，来缓解女性职业发展和养育孩子的时间矛盾，其中包括增加托儿所、男女平等的产假、引进外国保姆、允许辅助生殖技术、保障单亲家庭福利、灵活办公模式等。
以上几项是最重要的鼓励生育的措施，总共需要的财政投入占 GDP 的 2%-5%，能够大幅降低养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如果希望把 1.1 的生育率提升到发达国家 1.6 的水平，就需要相当于 GDP 的 5% 的财政投入，以此来推出力度更大的鼓励生育政策。
其实每年拿出 2%~5% 的 GDP 来鼓励生育，可以看作一种长期投资，20 年后就会产生回报。因为更多的出生人口，20 年后将成为年轻劳动力，所以对于现在的中青年来说，20 年后就可以获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某种牺牲。
当然这些政策改革难度都很大，还需要整个社会达成创新主义价值观的共识——把创新和传承视为人类文明的更高目标。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下决心做出必要的公共政策调整，以牺牲部分短期利益为代价，来换取文明的延续和长期繁荣。
生还是不生？
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
未来的智能社会中，创新力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人口是创新力的基础要素。虽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类的很多工作，但是人类的创新活动仍将由人类完成。如果人类的低生育率持续下去，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将以每代人口数量减半的速度急剧萎缩，人类的创新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将大打折扣。
在微观层面，具体的创新方向是不可预测的；在宏观层面，一个国家的创新力源自其创新者的思想交流。与这些创新者进行交流，是产生创新想法的源泉，所以一个国家的创新力取决于人口数量、人口能力，以及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
打个比方，人类社会就像大脑，人就像神经元，神经元越多人口数量，神经元越活跃人口能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越多（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大脑就会越发达。
用公式表达就是：
创新力 = 人口数量 × 人口能力 ×（内部交流量 + 外部交流量）
从创新力模型的公式可以推导出四个人口效应：
（1）人口数量→规模效应
在日益重要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服务领域，大国人口规模的优势仍然无可替代。在一个网络效应发挥巨大作用的行业中，赢家将是那些能够率先跨越客户规模“临界值”（critical mass）的公司。
举例来说，如果 1000 万名客户代表一个“临界值”，要达到这个临界值，在美国市场上（其人口总数为 3 亿人）所必需的渗透率约为 3%。对于总人口只有 1 亿人的日本来说，所必需的渗透率则为 10%。而在中国，这一比率小于 1%。
人口众多意味着庞大的人才储备库和规模巨大的本地市场，巨大的市场也可以催生更加发达和完整的零部件产业。最后，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市场可以培育更多的竞争者。因此，人口规模其实是创新活动最重要的优势来源。
（2）人口能力→老龄化效应
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是老化问题。低生育率不仅造成人口规模减小，而且必然导致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有天赋的创业者，一般都是在 30 多岁时最具创造能力。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 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提升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能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
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年人会影响年轻人的活力。我们分析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数据，发现年龄结构越年轻的国家，创业活力就越旺盛。
在美国排名前 10 的高科技公司中，有 6 家在 1985年以后成立，创始人在成立公司时都很年轻，平均年龄只有 30岁左右。相比之下，在日本排名前 10 的高科技公司之中，没有任何一家是在近 40 年之内成立的。
（3）内部交流量→聚集效应
在制造业中，聚集效应是相关企业互相靠近的结果。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则是创新人才聚集的结果。当有创造力的人聚在一起时，这种效应可以产生化学反应。至于人才高流动性的必要条件，则是一个地区能够聚集众多高科技企业。
中国的创新也主要来自一、二线大城市。中国人口数量居世界前列，理应出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所以尽管中国的人口不再增长，但大城市的人口可能还有增长空间。
例如，上海的人口目前还不到 2500 万，比东京的 3700 万少。总之，政府应该积极地扩容大城市，平抑大城市的房价，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在大城市安居乐业，充分发挥聚集效应，提升创新力。
（4）外部交流量→流动效应
国际交流不可替代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再大的国家，相对于世界还是很小。再多的国内人口，相对于世界人口还是少得多。而且远方的物产、商品和创意，往往更具有多样性或者启发性。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投资开放程度高，但是在信息和人员流动开放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尤其是人员流动方面，近些年每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数呈下降趋势，这和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政策方面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包括签证便利度、支付便利度、上网便利度等。
结 语
当下，国家已经认识到人口问题的紧迫性。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聚焦“一老一小”领域扩大养老托育服务有效供给。
所以，当我们谈论人口的时候，究竟在谈论什么？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写道：“如果你忘记了人类是动物，你就永远无法了解人性，你也无法理解历史。”而动物最重要的是生存和繁衍。
梁建章在《创新主义》的结尾，也写下这样一句话：
这将关乎人类文明的发展前景。在宇宙的尺度，人类的生命非常短暂，地球也非常渺小，但是只要不断地创新和传承，就可以实现无限广阔和有趣的可能性。
*本文内容整编自梁建章新书《创新主义》
